首页 | 人文历史 | 宗教地理 | 猎奇 | 儒家文化 | 本地掌故 | 齐鲁讲堂 | 地理百科
鲁网 > 文化频道 > 儒家文化 > 正文

专家谈儒学:文化血脉不是仅靠政治运动就能铲除的

2015-02-13 14:00 来源:人民日报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
打印
6年前,几位饱学之士,走出京城,汇聚孔子故里、尼山脚下,创办尼山圣源书院,干起传承儒学大事。

  6年前,几位饱学之士,走出京城,汇聚孔子故里、尼山脚下,创办尼山圣源书院,干起传承儒学大事。

  6年来,一群有志之士,纷入书院做义工,“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”, 从“尼山论道”到“尼山会讲”,从“尼山师训”到“尼山论坛”,从“尼山体验”到“儒学下乡”,弘扬儒家思想,传播中华文化,声名远播海外,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慕名而至,展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交流,甚至连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、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也登台演讲。

  为推动儒学走近民众,这群有志之士倾情村野,把课堂开到村里,让儒学重回乡村,用通俗语言、生动故事,为村民讲授《弟子规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等经典,从孝道入手,再倡乡村儒学,启迪百姓心智,重建伦理秩序。此举让乡村如沐春风,引发山东乡村儒学热,120多个乡镇综合文化站、1900多个村文化大院纷纷建成儒学讲堂。

    2013年11月26日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,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。他说,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强盛,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。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,要坚持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,有鉴别地加以对待,有扬弃地予以继承。

 
 

  儒学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有需要摒弃的封建糟粕,但它的许多内容,比如孝悌、仁爱、诚信、礼义、廉耻等,源自人性的深处,是一切文明人所不能离弃的人伦道德底线,也是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重要文化基因。只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儒学完全可以也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。

  牟钟鉴,1939年生,山东烟台人,中央民族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哲学史学家、宗教史学家。尼山圣源书院首任院长。

  王殿卿,1936年生,河北廊坊人,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、教授,德育教育家。尼山圣源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。

  赵法生,1963年生,山东青州人,哲学博士,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。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。

  儒学不是宗教,是社会德教

  “现在国学的教育和复兴,使‘魂’与‘根’对接”

  中央民族大学西侧,有一片老式住宅楼,牟钟鉴先生的寓所藏在其中。一个夜晚,我敲响角落里的一扇门。牟先生身材颀长,颧骨高耸,眼睛深陷,身子薄如板,镜片厚如瓶,一副仙风道骨。握先生之手,好像握着一把柴。请益俩小时,不由心生敬畏,叹服先生睿智,景仰先生儒雅。

  临别时,我提出请求:“牟先生,能和您合张影吗?”

  先生连声说:“可以,可以。”

  牟夫人闻声而至。我把手机递给夫人,执意请先生端坐藤椅,自己弯腰伏在身后。

  书房空间小,手机难变焦,牟夫人照了两张,不太理想,索性往地上一跪。

  这一跪,让我心头一震,肃然起敬。

  记者:有人把儒学称作儒教,我国古代把儒学归入“儒释道三教”,韩国和日本习惯称为儒教,东南亚也把它当作宗教。依您来看,儒学是宗教吗?

  牟钟鉴:这就看你对宗教的理解了。如果把宗教理解得很宽泛,像蒂里希讲的终极关切,那儒学是宗教。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,儒学就不是宗教。宗教一定得有彼岸的追求,也就是超人间的力量,是一种神灵崇拜,是一种来世的彼岸,是一个天国。

  中国古代所说的“儒释道三教”,那个“教”,是“教化”的教,不是“宗教”之教。儒学有宗教性,但不能说它是宗教。孔子被誉为“大成至圣先师”,他不是神,也不是王,而是师。

  记者:国内有一种观点,弘扬儒学,应该借鉴韩国、日本和东南亚的做法,把它作为宗教来信仰、崇拜,规范人们的言行。您赞成这个观点吗?

  牟钟鉴:我不赞成。在韩国,儒学被称为儒教。香港有六大宗教,其中之一就是孔教。东南亚一带都有孔教会,受儒家影响特别大。虽然我不赞成,但是我尊重,也能理解。因为,当地有很多宗教,如果你本身没有一个教会组织,不能成为一种宗教,与周围的信仰就没有平等地位。

  对待海外把儒学当作宗教,我们应该抱持开放的心态。为什么?儒释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,这些华人现在的价值观还是儒释道,作为民族的凝聚和纽带、精神寄托,这个是共通的,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。

  记者:儒学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,所谓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您对儒学的定位是什么?

  牟钟鉴:我称儒学为社会德教,是道德教化。比如说“五常八德”,政治上的“为政以德”“德主刑辅”“礼法合治”“民惟邦本”;经济上的“养民富民”“开源节流”“见利思义”;文艺上的“文以载道”“尽善尽美”;军事上的“仁者无敌”“义兵必胜”;教育上的“有教无类”“因材施教”“学思并重”;外交上的“协和万邦”“天下一家”,等等,在今天也都适用。所以,我将它称为“社会德教”。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宗教团体,就狭窄化了。

  记者:从1912年蔡元培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开始,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“新文化运动”,再到十年“文革”,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几次被否定。直到现在,不少到过韩国、日本的人都说,他们比中国更尊敬孔子。为什么儒学会在中国命运多舛?

  牟钟鉴:这要追溯到100年前,近代中国落后挨打,引起国民的文化自卑和偏激情绪,觉得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化,兴起“反传统、反孔教”,致使儒学成为“游魂”,民族文化根基一度被铲除,民族精神命脉一度被割断,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,成为精神上的“流浪汉”,加上受功利主义大潮冲击,本来很脆弱的传统道德更加衰微。

  王阳明说过,“抛却自家无尽藏,沿门持钵效贫儿”,把自己家里无尽的宝藏给扔了,却效法那些讨饭的孩子,这不挺可怜吗?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,这个民族是名存实亡的。

  现代化过程和社会转型中,各种矛盾层出不穷,需要传统道德维系社会稳定,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。欧美现代化过程中,有改革后的基督教道德维持精神生活。韩国与我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中,有改良的儒家传统道德在配合市场化过程,文化上都未出现断裂。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华侨中,“五常八德”依然是他们为人处世的价值观,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界域。

  记者:百年来儒学几次被否定,耽误了几代人的国学教育。比如我这一代人,在“文革”中长大,没有接受过良好、系统的国学教育,加上经历“批林批孔”,儒学知识浅薄,甚至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。我们现在亡羊补牢,重振儒学,还来得及吗?

  牟钟鉴: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、文化血脉不是仅仅靠政治运动、社会运动就能铲除的。即使在“文革”中,“孔家店”倒了,而老百姓的血液里还有。历史证明,孔子是打而不倒、批而不臭的,他的思想已润于肌肤、浸入骨髓,成为一种民族性格,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。我们还有传统文化的根在,只是“丧魂落魄”,现在把“魂”找回来,与“根”对接起来。

  现在国学的教育和复兴,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重新归附到民族之体上,特别是要回归到作为根基的广大民众的生活中,使“魂”与“根”对接。这是重建礼仪之邦、道德之国的基础性工程。孔子说“礼失求诸野”,我把它改为“礼失求诸邻”。

  但是,如果再不振兴,也有危险了。基因是会变异的,基因遗传是会断裂的。我们要有危机感、紧迫感,要有忧患意识。

  陈水扁在台湾搞“台独”,其手段就是在文化上“去中国化”。大陆有些人也在不断否定传统文化,教育上重洋轻中、重智轻德、重理轻文,培养出很多高智商、精专业的博士,却没有中国心、道德魂,这实际上是做着“去中国化”的蠢事,应该猛醒了。没有文化的自觉自爱,是不可能真正爱国家的。

  记者:党的十八大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与儒家思想是什么关系?

  牟钟鉴:有联系。我觉得相当一部分都与儒家思想有内在的联系。比如说,“文明”,《易传》里就有;“和谐”,《论语》里有“和为贵”“和而不同”;“敬业”,《礼记》里有“敬业乐群”;“友善”,《孟子》里有“与人为善”;“爱国”,《北史》里有“尽忠报国”;“诚信”就更不用说了,《论语》里有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”,《中庸》《孟子》里论“诚”的内容很多。可以说,儒家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流之一。

  记者:“民主”“平等”是舶来品吗?

  牟钟鉴:“民主”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,但儒家有民本思想,主张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,“民为贵,君为轻”;强调“水可载舟,亦可覆舟”,“民之所欲,天必从之”,突出民心向背的重要。尽管“民本”和“民主”有区别,但强调“民”的重要性,不能说它与民主没关系。

  儒家的忠恕之道,最能体现平等精神。“忠”是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。“恕”是将心比心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这比基督教的“己所欲施于人”更好。

  用儒家思想,办儒家事业

  “政府支持推广国学十分重要,但推广国学不能搞运动”

  王殿卿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望京西。与他见面,是在周六。八点半,小区旁的茶馆反锁着门,我们试探了一下,居然叩开。那天上午,重霾锁城,马路对面,就是外形奇特的望京SOHO写字楼,虽然百步咫尺,却凭空消失,不由让人怀念起“APEC蓝”。茶馆里梵乐低回,我俩两杯白开水,对聊俩小时。

  王先生身材魁梧,性格开朗,谈笑风生,表情丰富,很会调动气氛,虽然年近耄耋,依然激情澎湃,充满活力。

  记者:您长期从事学校德育研究,接触亚洲“四小龙”的德育情况比较早,儒学对“四小龙”有怎样的影响?

  王殿卿:新加坡的儒家伦理,是“忠、孝、仁、爱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。他们20世纪80年代开设儒家伦理课,中学三四年级需把儒家伦理读下来。

  台湾是“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”八德,一直到现在也没变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台湾将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儒家经典“四书”内容,列入高中课程。

  我曾经去过韩国3次,感受最深的,是原汁原味的儒学。儒学从中国传到韩国、日本。韩国古代的120所书院,到现在还保留着,只是不执行原来的功能了。我考察过韩国十几所书院,有的是旅游景点,有的是民间传播文化和道德的基地。

  韩国纸币上印有历史人物头像,其中一个叫李退溪(公元1502年—1571年),是古代朝鲜的儒学泰斗,被称作“韩国的孔子”;一个叫李栗谷,被称作“韩国的孟子”。我第一次去时,就到了李退溪办的陶山书院,在庆尚北道。当地有好多宋代的文物,明代的也比较多,包括明代皇帝对朝鲜王朝官员的任命书,盖着皇帝的玉玺。韩国官员接待我时自豪地说:“我们也是‘孔孟之乡’。”那次还碰上陶山书院的“忠孝礼教育馆”举办儒家伦理夏令营,这让我非常感慨,那时的中国,还没有学生夏令营是学儒家伦理的。

  记者:尼山圣源书院的教师都是义工,不但无利可图,还贴进去不少钱。社会上有些人不理解,甚至有些误解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?

  王殿卿:知识分子要有社会担当,这是一种境界。我们办书院为的是什么?为官?我们都当过了。为职称?我们都有了。为钱?国家给的退休金够花了。我们为的是,在有生之年,能够为今后的中国教育发展蹚蹚路子,既是心愿,更是幸福。用牟钟鉴先生的话讲:用儒家思想,办儒家事业。这已经成为尼山圣源书院同仁的座右铭。

  工作是一种职业,职业是为了饭碗,但是变成事业的时候,就要有精神了。中国人是有信仰的,有信仰不等于宗教,儒家不是宗教,儒家是文化,是中国人的价值观。

  记者:这几年,很多地方都兴办起书院。您办了这么多年书院,如何看待以书院传承儒学这种模式?

  王殿卿:当今民办书院的基本任务,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,培养有中国心、有中国精神的人才。不是现在学校里批量生产“标准件”,那容易制造出没有精神、没有思想、任人使用的工具。

  我们办书院,是想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路子。中国古代书院教育,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,培育出一代代名家泰斗、志士贤达,创造出光耀世界的文明,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智慧和优良传统,为办好当今中国教育留下取之不尽的智慧之源。清末民初,书院逐渐被现代学堂所取代,开启“克隆”外来教育的时期。当今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,需要有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,在反思百年“拿来主义”得失的基础上,开发和承接中国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,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、能够立德树人的中国教育,乃是当代中国“教育人”的历史责任。

  “立德树人”是教育的根本任务,现在喊得很响,还未有效落实!民办学校可以凭借体制灵活性进行探索,体制内做不到的,体制外能做到。借助儒家伦理,继承书院传统,探索立德树人教育新模式,真正把孩子当人去培养,而不是单纯培训考试机器,为民族复兴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。

  记者:现在出现的国学热,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但也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,有的地方搞形式主义,有的利用孔子赚钱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  王殿卿:政府支持推广国学十分重要,但推广国学不能搞运动。有的地方把推广儒学作为政绩工程,搞“大跃进”,结果适得其反,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。

  有的地方以办书院为名敛财,把孔子当成“摇钱树”。有的暑期国学班,上几天就花上万元。前两天有人找我帮忙,要建一个占地3000亩的书院,我一听就不对味,道不同不相为谋,这样会害了儒学。

  农村太需要文化,太需要精神

  “目前乡村中的许多问题,恰恰是因为人伦和文化的基础受损”

  与赵法生博士几次错过:我去尼山圣源书院采访时,他刚离开;他去书院讲课时,我又脱不开身。好在他频繁往返京鲁,干脆约定济南见面。连着几次他来济南,我俩都聊至深夜。因是同龄人,又都有浓烈的乡村情怀,我俩聊得酣畅淋漓,相见恨晚。

  赵法生的阅历很丰富:文学学士、经济学硕士、哲学博士,担任过青岛海底世界总经理,从商界跨越到学界,投身儒学研究。

  开办乡村儒学以来,赵法生一年中有半载在山东。2014年,他又在家乡青州开设3个乡村儒学教学点,还赴济南、烟台、滨州、潍坊、临沂等地讲课。

  有天深夜,手机铃响。他一看:“哟,儿子从德国打来的。”电话里,依稀听到对方说:“您老是在外面跑,要注意休息,别太累。”放下电话,他脸上放光:“儿子大了,知道疼人哩。”

  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我深为他欣慰。

  记者:听说您和同道们在山东泗水开讲乡村儒学,初衷是做实验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?

  赵法生:中华文明被称为乡土文明,乡村曾是儒家文化的沃土,曾经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:私塾、宗族、宗祠、家谱、家训、家礼、乡绅等,构成乡村道德和自治秩序的基础。教化一旦荡然无存,是非、对错、美丑颠倒,道德底线就会垮塌。过去,一户人家出了囚犯,全家人抬不起头;现在,有人刑满释放却像英雄凯旋。

  农村的孝道问题日益突出,我看到一份社会调查,部分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持续上升,有的老人说“药儿子”(喝农药)、“绳儿子”(上吊)、“水儿子”(投水)比亲儿子还亲,让人震惊和痛心!

  儒学的当代困境,是失去了传承体系而游魂化。我们在书院几位老先生的支持下进行这个实验,是要从儒学的发源地再出发,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,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。为什么要选择孔子的诞生地?因为,如果连这里都不管用的话,那儒学确实是不再适合这个时代了。

  记者:有些地方的农村现在有一种现象:一方面礼义廉耻缺失、伦理道德荒芜,另一方面却热衷宗教,邪教的传播也不是没有,就连孔子故里也是这样。个中原因是什么?

  赵法生:据了解,从近代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,基督教在中国传了70万信徒,一些早期来华传教士,信徒寥寥,本人反倒钻研和翻译儒释道经典,成为很有造诣的汉学家。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,甚至成了虔诚的孔教徒。

  但是,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,中国基督徒激增。究其原因,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“文革”之后,儒家传统缺少传承,一些群众失去精神寄托,各种外来宗教乘虚而入。

  孔子故里也不例外,尼山周围一带的老百姓,至今仍然只知道有“孔老二”,不知道有孔子,而“孔老二”恰恰是对孔子的蔑称。

  记者:儒家诞生于2500多年前,为什么对于当今乡村的道德建设依然有效?

  赵法生:的确,并不是儒学的所有思想都适合于当代,它本身也要与时俱进。可是,孔子曾说,孝悌仁爱、恭敬礼让、诚信待人这些道德,即使夷狄也不能缺少,也就是说,儒家的基本人伦道德并不会因为地域和时代变化而丧失价值。相反,技术越发达,经济越发展,社会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需求就越强烈,就像高速铁路需要更坚实的路基一样。目前乡村中的许多问题,恰恰是因为人伦和文化的基础受损。

  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传统,数千年形成的家庭价值和五伦之道被简单否定,家人内部的和谐相处越来越困难。家庭是村庄组成的共同体,家庭伦理失范所带来的矛盾必然溢出家庭本身,影响村庄风气,而由于教化真空和伦理失范引发的问题,恰恰是法律所难以根治的。

  道德教化是儒家之长处,现在的乡村儒学发挥了这些长处,又将它们与现代村庄治理相结合,通过乡村儒学讲堂,构建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又超越传统家族制度,并面向全体村民的道德教化体系。事实证明,孝、悌、仁、爱、礼、义、廉、耻等儒家道德,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妇和顺、朋友有信等人伦之道,源于人心,发自人心,村民是认同的,也愿意躬行实践。只要教化对路,持之以恒,自能春风化雨,收到化民成俗的效果。

  记者:我看到一则报道,有些人到农村讲儒学时,还没讲完,就走了一半人,原因是听不懂。我采访时,发现很多人对《弟子规》津津乐道,但也有人不以为然。儒学精华很多,您在讲乡村儒学时,为什么首先选择《弟子规》?

  赵法生:农民文化程度较低,给他们讲儒学,不能照本宣科,要用浅显易懂的教材,要讲故事和体会,还要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,力求生动活泼。《弟子规》是一本蒙学读物,源自《论语》“学而篇”,讲的是人生最基础的礼义规范,浅显易懂,合辙押韵,朗朗上口,很适合给农民讲课。

  对怀疑《弟子规》作用的人,建议他走出办公室,到老百姓中间去,看看那些因这本小册子而化干戈为玉帛的家庭,问问那些因为这本小书而不再受儿媳虐待的老人。《弟子规》之所以有效,在于它重新唤醒了人性中的良知,这正是儒家教化之根本。当然,《弟子规》的思想毕竟源自几千年前,我们不能指望它包治百病。

  除了《弟子规》,我们今后还要向老百姓讲解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增广贤文》等。

  记者:您是中国社科院的学者,老往乡下跑,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?别人能理解吗?

  赵法生:当然有影响,我手头的两本学术著作出版时间不得不推迟。另外,有人怀疑我们的动机,有人认为乡村儒学不是真学问,也有人对儒学心存偏见,全部视为封建糟粕,说我们是在误人子弟。

  其实,我们做这一场实验,是身为农家子弟对农家的牵挂。乡村从中国文化的蓄水池向文化沙漠转变,没有文化的人都在逃离乡村,何况文化人呢?农村太需要文化,太需要精神,太需要安身立命的支撑了。村民那渴望和理解的眼神,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。我们渴望更多的学界同道加入到儒学下乡的行列中来,共同唤醒民族文化基因。本报记者 徐锦庚


责任编辑:罗燕
分享到: